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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习“地图之问”的思考

发布时间:2019-11-23 12:18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6月14日,习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对康乾年间的地图辉煌发出了“地图之问”。

  他指出:“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从明末清初开始,我国科技渐渐落伍了。有的学者研究表明,康熙曾经对西方科学技术很有兴趣,请了西方传教士给他讲西学,内容包括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动物学、解剖学、音乐,甚至包括哲学,光听讲解天文学的书就有100多本。是什么时候呢?学了多长时间呢?早期大概是1670年至1682年间,曾经连续两年零5个月不间断学习西学。时间不谓不早,学的不谓不多,但问题是当时虽然有人对西学感兴趣,也学了不少,却并没有让这些知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起什么作用,大多是坐而论道、禁中清谈。1708年,清朝政府组织传教士们绘制中国地图,后用10年时间绘制了科学水平空前的《皇舆全览图》,走在了世界前列。但是,这样一个重要成果长期被作为密件收藏内府,社会上根本看不见,没有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什么作用。反倒是参加测绘的西方传教士把资料带回了西方整理发表,使西方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对我国地理的了解要超过中国人。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科学技术必须同社会发展相结合,学得再多,束之高阁,只是一种猎奇,只是一种雅兴,甚至当作奇技淫巧,那就不可能对现实社会产生作用。”

  习主席之所以会有“地图之问”,是因为2014年3月31日默克尔赠送了习主席一幅德国人绘制的我国清代的一幅地图,并由此产生了“地图之问”。默克尔赠送的中国地图是18世纪德国著名地理学家霍曼及其家族成员哈斯制作的地图,原图是法国地图学家德安维尔(DAnville)在1735年制作出版的《中国新地图》。而德安维尔的地图又源自于清朝康熙皇帝的《皇舆全览图》。1708年由康熙帝下令编绘,以天文观测与星象三角测量方式进行测量,采用梯形投影法绘制,比例尺为四十万分之一。我国清代辉煌的地图成就,没能促进我国随后的测绘科技的发展,反倒成了为国外列强觊觎我国侵略我国的实用工具。

  今天我们学习习主席的关于清代“地图之问”和清代地图学发展的论断,对于今后我国测绘科技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清康熙至乾隆时期,在西方传教士的帮助下,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史无前例的全国地图的测绘工作。在大量的测绘工作结束后,随即着手编制采用经纬网法的新式地图。康熙五十六 ~五十七年(1717~1718)编成《皇舆全览图》,乾隆二十五~二十七年(1760~1762)编成《乾隆内府舆图》(又称《乾隆十三排图》)。

  清初地形测量和地图绘制,除了上述几种重要地图成果外,对清代中后期及民国初年的中国地图也产生很大影响。许多新的地图均是依据这次测绘成果编制而成的。1717年《皇舆全览图》的完成,成就了中国从未有过的辉煌,在世界大地测量和制图史上也是空前未有过的事件。我们知道,欧洲有系统的测制地形图是18世纪从法国开始的,经过卡西尼父子的努力,1793年才完成。英国的经纬度测量直到1857年才开始,1870年完成地形图。其他欧洲国家由政府主持的地图测绘工作,是19世纪初的事,比中国清初的地图测绘几乎晚了100年。清初的全国地图测绘工作,不仅在中国地理学史、测绘史上有重大意义,即使在世界测绘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和奇迹,这主要表现在:

  在测绘工作开始前,为了统一各地的测量标准和计算方便,康熙皇帝曾规定测量尺度标准据“天上一度即有地下二百里”的原则计算。即以地球子午线尺,每尺的长度等于经线的百分之一秒。这种把长度单位与地球子午线的长度联系起来的方法是世界最早的,法国在18世纪末才以赤道之长来定米(公尺)制的长度。

  康熙四十一年(1702),传教士曾实测过中经线上霸州到交河的直线)又在东北地区实测了北纬41~47度间每度的直线距离。这些测量都得出了纬度越高,每度经线的直线距离越长的结论。如雷孝思所说:“至此,传教士们认为每度经线长度肯定是不等的。尽管几何家还没有发现这一现象,仅有一些设想地球是扁球体的人作过推测。”这一发现,正是世界上首次通过实测而获得地球为椭圆体的重要证据。

  (3)这次测绘工作是中国第一次采取科学的经纬度测量法绘制地图,为中国地图的科学化奠定了基础。

  清初的《皇舆全览图》等采用经纬度法测绘的各种地图是当时中国和世界上比较科学的中国地图,直至1933年申报馆《中国分省新图》(曾世英等编)出版,二百多年来,一直是中国各种地图的蓝本。在测绘技术上,也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引进西方测绘技术,同时,也是中国地图绘制走向科学化的开端。

  (4)清初绘制全国地图的情况和资料被传教士带回西方,对世界地学和制图学做出贡献。

  1735年巴黎出版杜赫德著《中国地理历史政治及地文全志》一书,其所有资料,均来自从中国回去的传教士的手稿。因此,清初中国地理学和制图学有了长足进步,并对世界地学和制图学的发展有所贡献。

  面对中西文化交汇激荡的浪潮,自康熙之后的雍正年间断然推出“闭关政策”,以应付这千古未有的奇变,从而对于中国社会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路向选择和发展轨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明末清初,中西海道大通,西方传教士来华人数激增,据统计1650年至1644年间,全国教友已达245800。清圣祖康熙对于西方传教士并无过多限制,而且优加礼遇。但随着西方传教士活动范围的扩展,以及中西文化交汇的加深,清王朝对于“华夏之变”的担扰日趋警觉。于是雍正皇帝下诏,实行“闭关政策”。此后,这一政策就一直奉行不辍。“闭关政策”实际是清王朝面对“西学东渐”而采取的一项具有指导意义的总政策。

  西方传教士南怀仁、 白晋、汤若望等在科技事业上的积极努力,曾经为中国文化的科学发展提供了契机。但“闭关主义”政策的确立,终于阻断了西方科学文化的传入,非但如此,而且还毁弃了明末清初西方文化带来的积极成果。如后来的地图,不仅没有经纬度,连比例尺也不受重视了。

  (2)《皇舆全览图》的测绘活动并不属于中国地理学者与西方传教士的科学合作,而只是西方传教士为使康熙改信天主教而满足其个人科学兴趣的一次测绘工作

  明末清初的中国社会,尚未面对来自西方的政治与军事的真正挑战,这一时期的中西文化的交流是一次人类文明史上知识和智慧的交锋。在明末清初汉译西方地理学和制图学图书所引入的新知识点中,在自然地理的描述和人文地理的分类层面上,这些知识成果是取得了大大超过中国传统地理学的成就。地理学和制图学汉文西书所引入的新知识点,对于中国地理学和制图学无疑在思想史上是一次重大的学术挑战。

  在明末至清中期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西方地理学、地图学知识的传播仅仅局限于很小的学者圈子里,远远没有成为一般有知识的中国人的地理常识。耶稣会士所做的大部分工作也只是停留在打破中国人的“自我为中心”的“虚幻环境”这一层面上,以便有利于他们的传教活动,而没有在地理学的学术层面上与中国学者进行过交锋。1708年至1717年间康熙发起和主持的《皇舆全览图》的测绘活动,是当时世界水平的一次测绘活动,但并不属于中国地理学者与西方传教士的科学合作,而只是西方传教士为使康熙改信天主教而满足其个人科学兴趣、同时也符合派出国科学需要所进行的一次测绘工作。中国学者除何国栋、索柱、李英等少数几人外,其他参与实测人员根本不见于史料记载。尽管《皇舆全览图》以后有过多种版本,但其实际上真正被中国地理学者所利用是在19世纪初,1703年2月10日,来华一年多的法国耶稣会士沙守信在给勒戈比安的信中,就描述了自利玛窦在肇庆绘制出第一幅世界地图的110多年后的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似乎仍停留在西方地理学知识东传的最初阶段。

  “没有像挑战一样的应战,就不会产生创造性的火花”。自明末以来,除了极个别中国学者,如李之藻、方以智、孙兰那样能在地理学的层面上对西方地理学作出若干对话外,绝大部分的学者仅仅只是初步的吸纳而已,还谈不上对西方地理学的学术应战。而还有更多的是属于维护道统的辱骂。《利说荒唐惑世》一文称:“近利玛窦以其邪说惑众,士大夫翕然信之。所著《舆地全图》直欺以其目之所不能见,足之所不能至,无可按听耳。真所谓画工之画鬼魅也。毋论其他,且如中国于全图之中,居稍偏西,而近于北,试于夜分仰观北极枢星,乃在子分,则中国当居正中,而图置稍西,全属无谓”。甚至一些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还根本不信地圆说,如《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就反对西方的地圆说。

  (3)一个社会的知识成果不能有效地得到积累,社会总体知识水准往往不是进步而是倒退,晚明至晚清的地理学史和地图学史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由这些完全缺乏学术见解的回应,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曾经组织过当时世界上最先进地图测绘的中国,却在后来官方绘制的《西域图志》中仍不绘经纬线,民间个人绘制的《西藏图考》、《西招图略》、《卫藏图识》不仅不绘经纬线,甚至连比例尺也不受重视了。清代中期以后的百余年间,中国学者几乎已经无法理解中国之外有着辽阔的五大洲, 直到光绪年间的王之春还把“大地之土泰西人分为四土中华仅得亚细亚四分之一” 作为自己的重大发现写入自己的《椒生随笔》一书。知识随着时间推移而日益进步的想法只是人们的一相情愿,如果一个社会的知识成果不能有效地得到积累,那么,社会总体知识水准往往不是进步而是倒退,晚明至晚清的地理学史和地图学史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4)《皇舆全览图》作为密件藏入内府,未能及时普及推广,致使地图的实用价值大大减少,而在欧洲,传教士已把它的复制品和相应资料公之于众,广为流传

  虽然,康熙、乾隆年间的地图测绘成果的科学价值是很高的。遗憾的是图成之后,由于过分保密,藏于内府,只有少数高级官吏才能看到,未能及时普及推广,致使地图的实用价值大大减少。另外,当时所用的测绘方法,无文字记载说明,也很难普及,以致清朝中期一段时间 ,地图绘制又走上了传统的老路,甚至倒退到连计里画方也很少使用。这是清朝统治者封锁政策下的产物和后遗症。这次测绘发现经纬一度的长距是不等的。由于地球是扁圆球,数据无疑是精确的。当时掌管法国科学院的卡西尼(1625-1712)坚持地球是长圆球,而牛顿则认为是扁圆球。传教士们并没有把这些数据同牛顿的地球扁圆说大胆地联系起来,只是把测量结果留给了后人。清朝在完成这一测量后便把《皇舆全览图》作为密件藏入内府。而在欧洲,传教士已把它的复制品和相应资料公之于众,广为流传。那时的欧洲,也正是牛顿的理论风靡的时期。在东方,地理测量成果被视为皇朝的国宝和神圣的御物,在欧洲,却成了学术研究的资料。这便是当时的东方和欧洲的一个差别。

  (5)康熙皇帝虽然是一位科学爱好者,但他在发展科学方面没有采取重要措施,如用人不当,不培养人才、不普及科学知识、不建立学术机构

  没有一批学者有效地去利用这批知识资源,康熙二十三年(1683)陆次云的《八绂译史》虽在外国部分中抄录了《职方外纪》的内容,但该书以中国为中心的叙述周边东南西北的基本结构是中外混杂,地理方位错误百出,表明基本上没有读通《职方外纪》。1730年著名的地理学家陈伦炯写成的《海国闻见录》仍是用《东洋记》、《东南洋记》、《南洋记》、《小西洋记》、《大西洋记》和《昆仑》等篇章来记述外国地理,这种“五洋”仍不脱天朝为中心的阴影。他所绘的世界地图甚至没有南北亚墨利加洲,上述这些中国人的外国地理著述,无论在资料上,还是在方法上,都较《职方外纪》落后了大大的一截。1782年遍历亚、欧、非、美诸国14年的谢清高所著、由杨炳南述的《海录》表明,书中虽记录了有关“咪利坚”的新资料,但整部书仍是以西南海、南海、西北海来描述世界地理的。因此,乾隆八年(1743)成书的《大清一统志》根本不研究耶稣会士所编的世界地图,一会儿说西洋在印度洋附近,一会儿又说西洋在西南海中,又说苏门答剌、爪哇、佛郎机、荷兰,也在西南海中。

  康熙皇帝虽然是一位科学爱好者,但他在发展科学方面没有采取重要措施,而且有一系列的政策失误,诸如用人不当,不培养人才、不建立学术机构,把中外交流局限于宫廷之内,倡导“西学中源”说等,从而使中国失去了有可能在科学上与欧洲近似于“同步起跑”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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